后金融危机时代应加快产权市场发展

后金融危机时代应加快产权市场发展

后金融危机时代应加快产权市场发展 更新时间：2010-9-28 6:54:32 　　全球经济正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复苏时期，美、欧等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将给中国带来深远影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接近尾声，今后将转向次高速增长期。

国内外环境的大变动必然孕育着发展的机会。在资源环境压力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减弱的情况下，加快创新新型国家建设，发展产权市场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对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动、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主要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和经济行为的改变，将给中国带来深远影响

中国经济时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环境有何重大变动？

张承惠：各国虽然相继从国际金融危机的泥沼中走出，但美国、欧洲等西方大国的复苏之路并不平坦。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尚未平息，除了希腊、葡萄牙等已爆发债务危机的国家外，今后德国、英国等欧洲核心国家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前景尚不明确。尽管不久前欧盟建立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危机救助机制，市场恐慌心理得到初步稳定，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欧洲债务风险不是一两年内形成的，要彻底解决，恐怕还需相当的时日。

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美国，经济开始走缓，二季度GDP增长2.4%，远低于一季度3.2%的增长水平。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企业目前的负债水平比大萧条以来任何时期都高。出于对金融市场和经济复苏能否持久的担忧，很多美国企业不愿把现金花在招聘人员或扩大业务上，而选择把现金握在手里，以防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新一轮市场冻结。银行仍继续收紧放贷，3月美国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的净放贷额同比下滑5.4%。

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改革方案的实施和金融监管的强化，金融机构未来的经营活动将受到更多因素制约。在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企业行为发生长期的改变。企业和银行将不会像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期那样富有进取精神，在经营活动方面可能会更加保守。高失业率、严重的产能过剩、进取精神不足等将造成全球实体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中国经济时报：全球实体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对中国有何影响？

张承惠：主要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和经济行为的改变，将给中国带来深远的影响。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因外需增长缓慢，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将面临较大压力。

首先，由于美国失业率高企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危机之后的数年内，美国民众都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消费模式，来自美国的需求可能大幅减缓。

其次，受欧债危机影响，2010年以来，欧洲主要国家货币出现对美元大幅贬值，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汇率也开始升值。1-4月，人民币对欧元升值12.09%；对英镑升值5.35%；对澳元、加元和卢布则分别升值11.41%、3.54%和8.49%。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对刚刚恢复的出口形势无疑不利。

再其次，欧盟各国采取的财政增收节支措施，可能削弱经济复苏动力。不久前西班牙政府将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2.9%和3.1%分别下调至2.5%和2.7%，部分欧洲国家也相应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

欧洲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2009年，中国对欧盟27国的出口市场份额为19.8%，对欧盟15国的出口市场份额为17.5%。如果欧洲经济复苏因债务危机而延续，将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出口市场。在欧洲国家出口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出于保就业的压力，这些国家很可能会再度举起贸易保护的大旗，从而进一步增加我国的出口难度。

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内在矛盾日益凸显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很严峻，那内部环境如何呢？

张承惠：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内在矛盾日益凸显。比如，消费与储蓄关系失调、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增大、国际竞争优势弱化等。

中国储蓄率历来偏高，导致消费率相对较低。2000-2008年，储蓄率由37.7%上升为51.4%，大大高于日本和韩国，也高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35%-40%的平均水平。最终消费占比由62.3%下降到48.6%，不仅远低于美国，也低于印度。在消费与储蓄关系明显失调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等问题益发严重。

资源环境压力也不断增大。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其中110个城市严重缺水；人均矿产资源储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仅居世界第53位；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50.6%上升到2008年的71.3%，重工业的单位产值能耗约为轻工业的4倍。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生产和出口大量耗能产品和设备，由于粗放发展方式迟迟没有改变，导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具有明显高碳排放的特征，减排压力和难度异常之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借助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和低成本优势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此次金融危机以后，这种国际竞争优势明显减弱。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过去几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和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转变，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民工荒越演越烈。5月起，由本田、富士康公司引发的加薪潮、罢工潮开始在东中部地区蔓延，很多原先的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招工难。加上多数省市相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中国从此将走出廉价劳工产品时代，与越南、印度、泰国等国相比，我国的廉价劳动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

中国经济时报：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会否带来机遇？

张承惠：我国政府刺激经济政策带来的一季度经济强劲增长，很可能是本轮经济增长的峰值，其后将步入平稳回落期。由于投资、出口、劳动力低成本等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难以为继，中国经济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接近尾声，今后将转向次高速增长期。

国际国内环境的重大变化给中国带来一些机遇。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在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中国仍保持10%以上的经济增速，与发达国家经济规模差距迅速缩小。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明显增加，在国际采购、跨国并购定价谈判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

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使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自由度进一步增加。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和兼并收购活动的空间加大，通过买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债券，也可以更大程度上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影响。

过去十多年里一直难以推动的经济结构调整，在外需大幅收缩、出口导向战略难以为继、需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的情况下，有可能得到实质性推进。国内外环境的变动对中国经济和产权市场带来机遇和挑战。

中国经济和产权市场孕育着大量发展机会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和产权市场孕育着哪些发展机会？

张承惠：宏观环境的大变革、大变动必然孕育着更大的发展机会。随着国企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提速，我国进入大规模企业并购重组开端阶段，并购重组仅依托A股市场肯定不够，很大程度上需要产权交易市场。

为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中国会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步伐。创新型经济需要权益资本的支持，知识产权交易、科技企业股权交易、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交易等相关市场需求将大量增长。

根据国资委的目标，将现有127家央企数量减少为100家以内，地方国企的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远没有结束，一些省市正推动包括国企、民企在内的企业兼并收购活动。这种兼并收购和产业重组将带来大量拍卖、收购、兼并、租赁、投资参股、债权转股权等多种形式的产权交易和流转的服务需求。

绿色经济兴起，排放权、污染物等各种新型交易品种将形成影响力、交易量及交易金额都非常大的市场。可进行排放权交易的标的包括二氧化硫、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等、重金属、化学需氧量、温室气体等。

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要比2005年减少40%-45%。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能效的同时，创建灵活、有效的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扩大交易市场的规模。

我国矿产、土地、水等资源人均储量低，资源价格长期被低估，各种资源被粗放使用。改革的重点是明晰要素产权，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使资源价格能够反映其稀缺性。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将推进矿权、土地经营权、林权等新兴产品市场的发展。

发展中小企业是推动服务业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发展农村经济则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消费的客观需要。中小企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多样化的金融配套服务，也会产生新的产权交易需求。

上述几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产权交易市场，并大大扩展其发展空间。发展产权市场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对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动、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如何推动中国产权市场的发展？

张承惠：首先，以建设规范、专业、统一、高效的产权交易市场平台为目标，推进产权市场的整合。目前机构设置分散、规模不经济的问题仍没有完全消除，需要有关政府部门重视和解决。

目前我国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市场，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以西安为中心的西部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下一步整合重点应在资本合作方面突破，形成跨区域的经营实体，推动跨地区产权交易项目的市场化运作。

除了基础业务以外，各地产权交易机构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需要和本机构的服务能力，开展企业改制顾问、私募基金交易、拍卖以及小额贷款、融资租赁服务、不良资产处置、政府采购代理、外资兼并收购等增值业务。

继续深化林权交易、技术交易、私募股权交易、农业和农村产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碳排放交易等新型交易平台的建设，努力扩大交易量。

2008年12月，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指引》，打开了并购贷款的闸门。各地产权交易所作为企业并购的专业服务机构，有条件吸引商业银行与之建立战略合作。目前这种合作已有了良好的开端，需要交易双方推进这种前景广阔的合作。

此外，建设专业化程度高的成熟市场需要进一步完善交易平台、清算托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在完善制度、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方面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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